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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家的无意识、电话听筒与反移情

弗洛伊德在 1912 年《给从事精神分析的医生的建议》中,把分析家的无意识比作电话听筒:听筒把线路中的电振动重新转成声波,分析家则以自己的无意识接收病人无意识的派生物。

这个比喻与“均匀悬置的注意”相连:

  • 不预先筛选所谓重要材料;
  • 让自己的联想保持开放;
  • 通过个人分析减少自身盲点造成的选择与歪曲。

这不是鼓励分析家凭直觉猜心。后来的精神分析传统对反移情有不同理解:早期常把它视为分析家自身冲突造成的干扰,另一些传统则把经过反思的情感反应当作可能的临床材料。分析家的感受既不能自动等于病人的无意识,也不能一概视为无用噪音;关键在于它如何被个人分析、理论和督导检验。

《研讨班 I》开篇把反移情受到重视同一项结构事实联系起来:分析中有两个人,分析家也被卷入主体性关系;这并不只是对两个心理个体的现象学描述。第四课借一则现场归于安妮·赖希、实际书目归属玛格丽特·利特尔的病例进一步划界:分析家可以把自己的感受当作技术指针,却不能因为它在“此时此地”出现,就直接把它解释成患者的意图。拉康批评的是从分析家的自我径直通向患者真相的“自我对自我”解释,而不是要求分析家没有感受。

保拉·海曼 1950 年的《论反移情》是这一转向的标志性论文。她主张,分析家对病人的情感反应可能包含理解病人无意识过程的线索。罗杰·莫尼-凯尔 1956 年又区分“正常反移情”与由分析家自身未解决冲突造成的偏离,强调接收、理解并作出适当解释是一个可能受到阻断的循环。

两位作者都没有把任何即时感受直接认证为病人的真相。把反移情当作材料,仍要求分析家辨别它来自病人的沟通、分析关系的共同生成,还是自己的冲突。拉康对这条传统的批评,也正针对“分析家感受到什么”被未经检验地提升为解释根据。

《研讨班 X》用 Margaret Little 的文章把这项边界推得更具体。第十课回顾一则病例:分析家把自己因病人成功而产生的不快,当成了病人担心伤害分析家的证据,从而错过了病人对母亲之死的哀悼。这个例子表明,分析家的无意识反应确实可以进入分析场,却不因而自动具有关于病人的真理价值。

第十二课的报告又区分了情感的显露、由分析家未经分析部分驱动的“冲动性反应”,以及从分析家位置给出的解释。在所讨论的病例中,分析家成为“焦虑的场所”后的自我暴露,让病人继续从“作为分析家焦虑对象”的位置发出反应;转折发生在分析家承认自身限度、并将言说重新放回解释位置时。课程对 Lucy Tower 的讨论还保留了 carry-over 这个具体指标:分析家与另一位病人同处时,仍持续想着前一位病人。

来源

关联

Le mort:牌局“明手”与拉康的死亡双关 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与移情 罗杰·莫尼-凯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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