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6-0030 阅读笔记
这里很容易联想到圣女贞德：她同样声称自己听见来自神圣他者的声音，并追随这一启示，从一个农家女被推到拯救法兰西的“弥赛亚”位置上。也正因为这个使命没有别的担保，除了她所听见的声音本身，她同样可以被敌对的社会秩序看作疯子、异端，最终在审判中走向死亡。
这类解读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启示”有一个很特殊的结构：它把行动的根据放在一个不可共同验证的声音上。
关键不是“苏格拉底真的疯了”，而是：
他说自己在回应神谕；贞德说自己在回应神圣声音。
二者的行动都不是从普通现实里的理由链条出发——比如利益、权力、经验判断、制度命令——而是从一个“来自大他者的言说”出发。
所以会同时产生两种解读：
- 如果这个声音被承认为神圣召唤，他/她就是承担使命者、圣人、弥赛亚式人物；
- 如果这个声音不被承认，它就变成幻听、妄想、自以为受命，也就是“疯子”。
也就是说，圣性与疯狂在这里共享同一个结构点：一个声音自称拥有绝对权威，但它的担保只能是它自身。
电影《圣女贞德蒙难记》中这些审判者们不断诱导她把“声音”落入道某种现实的维度。
- 谁说的？你怎么知道是神？你是否服从教会？你是否确信自己蒙恩？
这些问题的陷阱在于： - 贞德若服从法庭，她就背叛自己的启示；
- 她若坚持启示，她就显得骄傲、异端、疯狂。
所以“疯狂”不只是心理疾病意义上的疯狂，而是一种社会现实秩序眼中的疯狂：
主体把一个无法被公共现实验证的声音，当成比现实制度更高的命令来执行。
或者说： 现实秩序与象征秩序之间的张力。
这是一种安提戈涅式的结构。
可以这样说：这里的核心不是“她是不是疯了”，而是一个主体被放在两种律法之间：
-
城邦/教会/法庭的律法
这是可见的制度秩序：克瑞翁的命令、英法战争中的教会法庭、雅典城邦对苏格拉底的审判。 -
来自神圣他者的命令
安提戈涅说她遵从的是不成文的神圣律法；贞德说她遵从的是神的声音；苏格拉底说他必须实现神谕。 -
主体不能退让
一旦退让，她就不只是改变意见，而是背叛了那个构成她自身位置的命令。所以她的坚持在外部看起来就是“不可理喻”。
这就是和疯狂的连接点：当一个行动的根据不能被公共秩序承认时，它就只能在两个名字之间摆荡：圣性，或疯狂。
《圣女贞德蒙难记》的审问确实把这一点拍得非常清楚。那些问题表面上是在确认事实，实际上是在诱导她把自己的启示交给法庭来担保：
- 你怎么知道那是神的声音？
- 你是否确定你在神恩之中？
- 你是否服从教会？
- 如果教会与你听见的声音冲突，你服从谁？
这些问题的真正目的，是要求她承认：神圣声音必须经过制度性大他者认证才有效。
但贞德的悲剧性恰恰在于，她不能这么承认。因为她的使命来自那个声音本身，而不是来自法庭的认可。
除了这句话本身，没有别的东西能担保大他者的话语。
也就是说，启示的危险在于：它没有外部担保。它只能说：“因为神如此说。”
而一旦主体真的按这个声音行动，它就会和现实秩序发生冲突。
因此不论是贞德还是苏格拉底在这里呈现出一种安提戈涅式结构：
主体被一个高于现实制度的神圣命令召唤，并把这个命令承担为自身行动的根据。
可这个命令无法被现实秩序完全验证；它的担保只是声音本身。
因此，在信仰的视角中，这是“圣召”，在法庭、城邦或社会秩序的视角中，这就是疯狂、异端、顽固。
所谓“疯子/弥赛亚”的双重性，正来自这两者之间的张力：
主体追随启示，把来自 “实在的命令” 带入现实，而现实只能通过审判、规训、医学化或神学裁决来重新命名它。
安提戈涅、贞德、苏格拉底显然不能被简单归类为“反社会”。
他们更像是站在一个使社会秩序无法消化的位置上：他们以一个更高的、不可妥协的命令，暴露了公共律法自身的边界。
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
实在的诸神 如何进入言语
神话如何产生。 实在如何被主体经验为一个命令，并被言语组织成神谕、启示、神话。。 实在的诸神本身并不等于一套已经成形的象征意义。所以拉康才强调说：大家以为诸神会属于象征界，但不是，诸神是实在。
也就是说，诸神首先不是“神话故事里的角色”(此时他们还没有被写入神话)，而是某种无法被主体完全掌握、却又对主体产生压力的东西：
遭遇、必然性、命运、声音、征兆、不可解释的召唤。
它进入言语，大概经过三步：
-
实在的遭遇
某个东西发生了：神谕、声音、梦、征兆、灾祸、不可避开的命运。它不能从日常理由链条中自然推出的。 -
能指的命名
主体或共同体把这个遭遇命名为“神说了”“神召唤我”“这是命运”“这是律法”。
这里实在并没有被完全解释，而是被一个能指钉住了。 -
神话的展开
一旦有了这个能指，言语就开始补足它：谁说的？为什么说？命令我做什么？我是谁？我与城邦/家族/神之间是什么关系？
于是神话产生了。
因此我们阅读神话时，它绝不是一个“虚构小故事”。
这里我们也许可以这么去理解神话：
言语为了处理一个无法直接象征化的实在遭遇，而编织出来的结构。
因为无法用一个能指指代它，因此只能将其用一整“神话”将其编织出来。
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
放回苏格拉底这里，就是：
神谕说：“苏格拉底是最智慧者。”
这句话本身没有外部担保，但它给了苏格拉底一个位置。
苏格拉底随后说：“既然神这样说，我就必须去实现它。”
于是，一个实在的遭遇，经过神谕这个能指，变成了使命、行动、命运，也变成了后来可被叙述的神话结构。
贞德也是如此：声音本身不可证明，但一旦她把声音承认为神圣命令，它就不再只是经验，而成为使命。
安提戈涅也是如此：她遵从的“不成文律法”并不是城邦法律中的一条，而是某种超出城邦秩序、却要求她行动的命令。
“苏格拉底”这个主体并不是任何一个固定称号。
他是在这些能指之间被代表出来的：智慧者、使命者、疯子、弥赛亚、被告、哲人。
但他又不等于其中任何一个。
所以主体就是：被能指代表出来、同时又从每个能指中滑脱的那个位置。
一旦有了这个能指，言语就开始补足它：谁说的？为什么说？命令我做什么？我是谁？我与城邦/家族/神之间是什么关系？
拉康所谓主体，不是一个预先完整存在的“自我”，而是能指链条中的效果。一个能指并不直接说出主体的本质，而是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神谕、启示、神圣律法这类能指一旦出现，就把某人放入一个位置；随后其他能指不断接上来：使命、服从、异端、疯狂、圣召、审判。主体就在这些能指之间被代表出来，同时又不等于其中任何一个。因此主体本质上是分裂的：它既由大他者的话语产生，又无法被任何一句话完全担保或穷尽。
实在的诸神并不是先作为神话人物进入言语；恰恰相反，是某种实在的遭遇、声音或命令，先在主体那里造成一个无法被现实秩序消化的裂口。言语随后把这个裂口命名为神谕、启示、命运或神圣律法。神话正是在这里产生：它是话语围绕实在所编织出的叙事形式，使一个不可验证、不可完全象征化的命令，能够被讲述、传递，并转化为主体的使命。
比如可以辅助阅读一下《波阿斯入睡》，拉康挺喜欢这首诗的，第八期研讨班后面他也提到了这首诗以及这个典故。
重新编排稿
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
实在的诸神如何进入言语？神话如何产生？
实在如何被主体经验为一个命令，并被言语组织成神谕、启示、神话。
实在的诸神本身并不等于一套已经成形的象征意义。所以拉康才强调说：大家以为诸神会属于象征界，但不是，诸神是实在。
也就是说，诸神首先不是“神话故事里的角色”（此时他们还没有被写入神话），而是某种无法被主体完全掌握、却又对主体产生压力的东西：遭遇、必然性、命运、声音、征兆、不可解释的召唤。
它进入言语，大概经过三步：
-
实在的遭遇
某个东西发生了：神谕、声音、梦、征兆、灾祸、不可避开的命运。它不能从日常理由链条中自然推出。 -
能指的命名
主体或共同体把这个遭遇命名为“神说了”“神召唤我”“这是命运”“这是律法”。这里实在并没有被完全解释，而是被一个能指钉住了。 -
神话的展开
一旦有了这个能指，言语就开始补足它：谁说的？为什么说？命令我做什么？我是谁？我与城邦、家族、神之间是什么关系？于是神话产生了。
因此我们阅读神话时，它绝不是一个“虚构小故事”。这里我们也许可以这么去理解神话：
言语为了处理一个无法直接象征化的实在遭遇，而编织出来的结构。
因为无法用一个能指指代它，因此只能用一整套“神话”将其编织出来。
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
拉康所谓主体，不是一个预先完整存在的“自我”，而是能指链条中的效果。一个能指并不直接说出主体的本质，而是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神谕、启示、神圣律法这类能指一旦出现，就把某人放入一个位置；随后其他能指不断接上来：使命、服从、异端、疯狂、圣召、审判。主体就在这些能指之间被代表出来，同时又不等于其中任何一个。因此主体本质上是分裂的：它既由大他者的话语产生，又无法被任何一句话完全担保或穷尽。
放回苏格拉底这里，就是：
神谕说：“苏格拉底是最智慧者。”
这句话本身没有外部担保，但它给了苏格拉底一个位置。
苏格拉底随后说：“既然神这样说，我就必须去实现它。”
于是，一个实在的遭遇，经过神谕这个能指，变成了使命、行动、命运，也变成了后来可被叙述的神话结构。
“苏格拉底”这个主体并不是任何一个固定称号。他是在这些能指之间被代表出来的：智慧者、使命者、疯子、弥赛亚、被告、哲人。
但他又不等于其中任何一个。所以主体就是：被能指代表出来、同时又从每个能指中滑脱的那个位置。
这里很容易联想到圣女贞德：她同样声称自己听见来自神圣他者的声音，并追随这一启示，从一个农家女被推到拯救法兰西的“弥赛亚”位置上。也正因为这个使命没有别的担保，除了她所听见的声音本身，她同样可以被敌对的社会秩序看作疯子、异端，最终在审判中走向死亡。
这类解读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启示”有一个很特殊的结构：它把行动的根据放在一个不可共同验证的声音上。
关键不是“苏格拉底真的疯了”，而是：他说自己在回应神谕；贞德说自己在回应神圣声音。二者的行动都不是从普通现实里的理由链条出发——比如利益、权力、经验判断、制度命令——而是从一个“来自大他者的言说”出发。
所以会同时产生两种解读：
- 如果这个声音被承认为神圣召唤，他或她就是承担使命者、圣人、弥赛亚式人物；
- 如果这个声音不被承认，它就变成幻听、妄想、自以为受命，也就是“疯子”。
也就是说，圣性与疯狂在这里共享同一个结构点：一个声音自称拥有绝对权威，但它的担保只能是它自身。
所以“疯狂”不只是心理疾病意义上的疯狂，而是一种社会现实秩序眼中的疯狂：主体把一个无法被公共现实验证的声音，当成比现实制度更高的命令来执行。
这是一种安提戈涅式的结构。这里的核心不是“她是不是疯了”，而是一个主体被放在两种律法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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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教会、法庭的律法
这是可见的制度秩序：克瑞翁的命令、英法战争中的教会法庭、雅典城邦对苏格拉底的审判。 -
来自神圣他者的命令
安提戈涅说她遵从的是不成文的神圣律法；贞德说她遵从的是神的声音；苏格拉底说他必须实现神谕。 -
主体不能退让
一旦退让，她就不只是改变意见，而是背叛了那个构成她自身位置的命令。所以她的坚持在外部看起来就是“不可理喻”。
这就是和疯狂的连接点：当一个行动的根据不能被公共秩序承认时，它就只能在两个名字之间摆荡：圣性，或疯狂。
《圣女贞德蒙难记》的审问把这一点拍得非常清楚。那些问题表面上是在确认事实，实际上是在诱导她把自己的启示交给法庭来担保：
- 你怎么知道那是神的声音？
- 你是否确定你在神恩之中？
- 你是否服从教会？
- 如果教会与你听见的声音冲突，你服从谁？
这些问题的真正目的，是要求她承认：神圣声音必须经过制度性大他者认证才有效。
但贞德的悲剧性恰恰在于，她不能这么承认。因为她的使命来自那个声音本身，而不是来自法庭的认可：她若服从法庭，她就背叛自己的启示；她若坚持启示，她就显得骄傲、异端、疯狂。
除了这句话本身，没有别的东西能担保大他者的话语。
启示的危险在于：它没有外部担保。它只能说：“因为神如此说。”一旦主体真的按这个声音行动，它就会和现实秩序发生冲突。
因此，不论是贞德还是苏格拉底，在这里都呈现出一种安提戈涅式结构：主体被一个高于现实制度的神圣命令召唤，并把这个命令承担为自身行动的根据。可这个命令无法被现实秩序完全验证；它的担保只是声音本身。因此，在信仰的视角中，这是“圣召”；在法庭、城邦或社会秩序的视角中，这就是疯狂、异端、顽固。
所谓“疯子、弥赛亚”的双重性，正来自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主体追随启示，把来自“实在的命令”带入现实，而现实只能通过审判、规训、医学化或神学裁决来重新命名它。
安提戈涅、贞德、苏格拉底显然不能被简单归类为“反社会”。
他们更像是站在一个使社会秩序无法消化的位置上：他们以一个更高的、不可妥协的命令，暴露了公共律法自身的边界。
实在的诸神并不是先作为神话人物进入言语；恰恰相反，是某种实在的遭遇、声音或命令，先在主体那里造成一个无法被现实秩序消化的裂口。言语随后把这个裂口命名为神谕、启示、命运或神圣律法。神话正是在这里产生：它是话语围绕实在所编织出的叙事形式，使一个不可验证、不可完全象征化的命令，能够被讲述、传递，并转化为主体的使命。
比如可以辅助阅读一下《波阿斯入睡》，拉康挺喜欢这首诗的，第八期研讨班后面他也提到了这首诗以及这个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