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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所说的三次自恋打击

弗洛伊德在 1917 年〈精神分析道路上的困难〉中提出,人类的“普遍自恋”受到科学的三次重大打击。第一是“宇宙论的”:哥白尼体系使地球不再占据宇宙中心;第二是“生物学的”:达尔文式演化论取消人与动物之间的绝对断裂;第三是“心理学的”:精神分析主张自我并非自己家中的主人,意识不能完全支配心理过程。

这三项不是现代科学史的中性分期,而是弗洛伊德为精神分析的抵抗史构造的一条修辞序列。他把自身学说放在哥白尼与达尔文之后,借此前两次去中心化说明人们为什么会抗拒无意识。后世所谓“哥白尼式革命”或“第三次打击”多由此获得精神分析语境。

拉康的“主体相对于自我的偏心性”(l’excentricité du sujet par rapport au moi),为第三次打击提供了一种主体结构上的表述:自我是主体经验中的想象性对象,而不是透明统治心理过程的中心。在《研讨班 VIII》第二十二课的局部语境中,这一点用来对照自我心理学对自我力量、防御与治疗联盟的重新定中。但“哥白尼式”在此只是有限度的结构类比:拉康同一研讨班已指出,若只把中心从地球换成太阳,仍未走出对圆周与球形完满性的想象性依附。因而,将两者联系起来的关键是对“自明中心”的动摇,而不是让无意识成为取代自我的新中心。

作为科学史概括,这个叙事需要限制。前哥白尼宇宙观不等于所有人都自觉以自己为宇宙君王;日心体系也没有简单消灭一切中心结构。达尔文之前已有演化思想,而现代人类演化并不是“人由现存猴子变来”,而是人与其他灵长类共享祖先。三次打击首先说明弗洛伊德如何定位精神分析,而不是三场科学革命的完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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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

“哥白尼式革命”的天文学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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