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西比亚德、厄琉息斯秘仪与《会饮篇》的舞台反转

柏拉图把宴会的戏剧时间放在公元前 416 年，而阿尔西比亚德遭遇的秘仪亵渎指控发生在公元前 415 年。也就是说，对宴会中的人物而言，事件尚未发生；对柏拉图及其读者而言，它却已经成为阿尔西比亚德无法摆脱的历史阴影。《会饮篇》于是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回溯性的反讽：眼前这个醉醺醺、头戴花冠、擅自夺取主持权的人，很快就会被雅典控告为在私人住宅中擅自扮演秘仪主持者。

这里真正连在一起的，不只是“秘仪”这个词，而是几组贯穿全篇的界限：

• 城邦的公共仪式与私人的占有；
• 有资格观看者与未入秘者；
• 仪式的外在标志与它所指向、却不能被标志本身占有的东西；
• 哲学引导所要求的主体转变，与阿尔西比亚德把智慧据为己有的企图。

一、阿尔西比亚德究竟被指控什么

结论先说：**能够从古代材料中明确确认的正式指控，是阿尔西比亚德在私人住宅中仿演并展示厄琉息斯秘仪，自行扮演最高祭司，又把同伴称作入秘者与观秘者，从而冒犯得墨忒耳与科瑞。

**赫尔墨斯神柱毁坏案与此案发生在同一场政治恐慌中，但没有可靠证据证明阿尔西比亚德亲手参与了神柱毁坏；不能把两案合并成一句“阿尔西比亚德砸毁神像并泄露秘仪”。

1. 赫尔墨斯神柱案与秘仪仿演案不是同一件事

公元前 415 年西西里远征出发前，雅典同时陷入两组宗教—政治案件：一组是赫尔墨斯神像遭毁坏，另一组是在私人住宅中仿演、嘲弄厄琉息斯秘仪。

两案在政治恐慌中被联系起来，但并不是同一项指控，也没有可靠证据证明阿尔西比亚德亲自参与了赫尔墨斯神像毁坏。修昔底德明确区分二者：他记载，有外邦人和奴仆告发一些年轻人在私人住宅中仿演秘仪，其中包括对阿尔西比亚德的指控。

修昔底德直接说明的是：这些方形赫尔墨斯神柱常见于私人住宅和神庙的入口；神柱大批遭毁被雅典人视为远征的不祥征兆，又被怀疑同政变和颠覆民主有关。赫尔墨斯神柱作为道路、边界与入口的守护标志，可以帮助解释事件为何具有强烈的象征冲击；但把毁柱直接概括为“攻击城邦的象征秩序”，属于解释性归纳，不是修昔底德保存的雅典人控词或原话。神柱也并非只立在公共空间，因此不能把案件简化为“公共雕像遭到破坏”。

2. 正式控词究竟说了什么

安多西德保存的材料更具体：皮托尼库斯在公民大会上声称，阿尔西比亚德曾在私人住宅中举行秘仪，并提出，只要给予他所指认的人以陈述豁免，一名“未入秘的奴隶”便可以描述发生过的秘仪。随后出面的安德罗马库斯提交了第一份正式告发和涉案名单。因此，皮托尼库斯首先是提出控告、要求让证人获得豁免的人，不能把他的话直接写成已经完成质证的“奴隶证词”。 普鲁塔克后来转录的正式控词，则指控阿尔西比亚德冒犯得墨忒耳与科瑞：他身穿最高祭司的礼服，在私人住宅中仿演并展示秘仪，自称最高祭司，又让普利提翁（Polytion）扮演火炬手、斐伽亚的塞奥多罗斯（Theodorus）扮演传令官，并把其余同伴称为入秘者和观秘者。这份控词还说，这些行为违背了欧摩尔波斯家族、克律克斯家族及厄琉息斯祭司所制定的礼法。

所以，此事不能简单概括为“他泄露了一条秘密”。厄琉息斯秘仪并不是从头到尾都不允许外人看见：前往厄琉息斯的公共游行本来可以被观看，受到保密规则保护的主要是仪式核心，以及未经入秘者不得进入的观看位置。这里所谓“资格”，应当具体理解为是否已经入秘、是否取得相应观看等级，以及是否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和祭司主持下参与；不宜笼统写成现代意义上的“资格审查”，也不能在缺乏具体控词时另造一项“有人未经资格参与”的独立罪名。换言之，界限不仅划在“某些信息能否说出”上，也划在谁能够在什么时间和地点、以什么仪式身份参与或观看上。

这也使控词中的 mystai（入秘者）与 epoptai（观秘者）格外重要。Epopteia（ἐποπτεία）不是任何人自称“看见了秘密”便能取得的名称，而是厄琉息斯入秘中的最高观看身份，通常须在第一次参加大秘仪后至少间隔一年才能取得。阿尔西比亚德却被控在私人住宅中自居秘仪主持者，又自行把同伴命名为入秘者与观秘者；他所越过的正是城邦仪式赋予身份与观看资格的程序。参见 厄琉息斯秘仪：epopteia、伊阿科斯与死后希望。

因此，指控的重点还包括：他把本应由城邦共同体在特定圣所、特定时间、由特定人员主持的仪式搬进私人住宅，又把祭司身份和观看资格据为己有。用 Edmonds 的解释来说，这表现出一种“私人据有”的逻辑：仪式只有在合适的人、地点和时间构成的关系中才具有完整效力；占有祭服、称号、动作和话语，只能取得秘仪的外在标志，并不能把这些标志所指向的秘仪本身变成私人财物。未入秘的奴隶可能成为证人，之所以格外具有反讽性，也正在于这个私人仿演已经使“入秘者／未入秘者”“有权观看者／无权观看者”的边界在住宅内部失效。相关案件人物、举报者与证据强弱的分层，参见 《会饮》的落幕后悲剧：公元前416年宴会、秘仪案与苏格拉底之死。

3. 为什么指控会在此时引爆

事情发生在规模空前的西西里远征即将出发之际。赫尔墨斯神柱一夜之间大批受损，首先被当作不祥征兆，随后又被一些人解释成准备发动政变、推翻民主政体的信号。修昔底德记载的政治恐惧止于这种阴谋判断；“精英青年集团在试探城邦”则是对案件网络的进一步解释，不应写成史料已经确认的行动计划。阿尔西比亚德生活奢华、政治野心强烈，又同一批贵族青年关系密切，因而成为最容易承载“僭主阴谋”恐惧的人物。

阿尔西比亚德要求在舰队出发前立刻受审：如果有罪就处死，如果无罪便洗清嫌疑再出征。他的政敌却推动延期，表面理由是不能让庞大远征等待审判，实际效果则是让他带着悬而未决的嫌疑离开雅典，失去军队与支持者在场的保护。这里必须区分两件事：审判延期不等于已经判定他无罪；允许出征也不等于控告已经撤销。

4. 从控告到缺席判决

整个司法—政治过程可以压缩成以下顺序：

1. 神柱毁坏后，雅典扩大调查，旧有的私人仿演秘仪传闻也被重新提出。
2. 外邦人、奴隶和妇女的证言把阿尔西比亚德及其圈子卷入；忒萨洛斯（Thessalus，客蒙之子）以不敬神为由提出正式控告。
3. 阿尔西比亚德要求立即受审，未获准；案件被推迟到远征以后，他仍以将军身份率舰队赴西西里。
4. 舰队出发后，雅典继续调查并派“萨拉米尼亚号”召他回国。船行至意大利南部图里伊时，他脱逃，没有返回雅典受审。
5. 他随后遭缺席判决，财产被没收，祭司和女祭司奉命公开诅咒其名。
6. 他先到阿尔戈斯，继而投奔斯巴达；从这一刻起，宗教指控不再只是私人名誉危机，而直接改变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走向。

因此，最准确的概括不是“阿尔西比亚德因砸神像被当场流放”，而是：两案引发同一场政治恐慌；阿尔西比亚德因私人仿演秘仪而受到正式指控；审判先被延期，他出征后又被召回，逃亡才导致缺席判决、财产没收与叛逃。

[!note] 证据边界 古代材料能够证实的是指控的内容、案件的政治后果及其与西西里远征的时间关系，并不能让我们把所有控词都当作已经查明的事实。调查高度依赖告发、豁免以及奴隶、外邦人等不同身份者的陈述，这有助于说明宗教—政治恐慌如何迅速扩大；但证人的奴隶或外邦人身份本身，不能证明其陈述虚假。以下关于“私人据有”的概括，是现代古典学者 Radcliffe G. Edmonds 对这些材料所作的结构性解释。

二、从宴会到落幕：时间线与众人的去向

黛布拉·尼尔把《会饮篇》的悲剧放在“舞台之外”阅读：宴会人物在公元前 416 年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柏拉图时代的读者知道秘仪案、西西里惨败、阿尔西比亚德的叛逃与死亡，也知道苏格拉底最终被处死。以下时间线把可直接核实的历史事件同尼尔的文学解释分开；缺乏后续材料的人物明确标作“不详”，不把史料沉默补写成结局。

1. 从公元前 416 年宴会到公元前 399 年审判

2. 真正赴宴者后来怎样了

[!note] “众人”必须分层 尼尔的表格除了真正赴宴者，还收入厄律克西马科斯之父阿库墨努斯、阿尔西比亚德阵营中的阿德曼图斯与阿克西奥库斯，以及《会饮篇》222b提到的卡尔米德、欧绪德谟等人。这种扩展有助于显示政治—宗教恐慌波及了同一社交网络，却不能把所有人都称作“当晚在场的宴会人物”。真正需要保留的结论是：宴会之后不到一年，这个社交网络已有多人遭举报、流亡或缺席判决；十余年后阿尔西比亚德被杀；再过五年，苏格拉底被城邦处死。

3. “落幕后悲剧”究竟说明什么

第一重落幕是公元前 415 年的宗教—政治恐慌：私人酒宴、奴隶和妇女证言、秘密仪式与反民主阴谋的想象彼此缠绕，造成流亡、财产没收与公民身份的破坏。第二重落幕是公元前 399 年苏格拉底之死：旧宴会故事在一个即将失去苏格拉底的城邦中被重新追问和转述。

这种读法的力量不在于声称“宴会导致了悲剧”，而在于揭示戏剧反讽：公元前 416 年的他们讨论爱、善、知识和无知，却不知道自己即将进入怎样的历史。尼尔把它进一步解释为认识论悲剧——城邦在不知道何为善时，被恐慌、迷信和误认推动，作出流放、剥夺与处决的决定。后一判断是她对柏拉图文本的综合解释，不是已经得到所有历史学者认可的单线因果定论。详见 《会饮》的落幕后悲剧：公元前416年宴会、秘仪案与苏格拉底之死。

三、柏拉图怎样让《会饮篇》指向这场事件

1. 戏剧时间制造的“事后阴影”

宴会庆祝的是阿伽通在公元前 416 年取得的戏剧竞赛胜利；秘仪案与赫尔墨斯神像案发生在次年。柏拉图没有让人物预言未来，而是让后来的读者带着已经知道的结局重新观看这个夜晚。在这种回溯性的读法中，阿尔西比亚德的每一次越界——醉酒闯入、夺取主持权、重新规定发言规则、公开私人关系——都会被公元前 415 年的事件重新着色；这是一种有史料背景的文学解释，不是能够直接证明的柏拉图创作动机。

这也解释了为何阿尔西比亚德的入场不是一个随意插入的喜剧段落。他先中断阿里斯托芬尚未说出口的异议，随后又把宴会从“轮流赞美爱”改成“每个人赞美右边的邻座”。拉康抓住的正是这次规则更换：抽象地谈论“爱”结束了，爱将改在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行动中显现。参见 s8-09-0068—0071 与 s8-10-0003—0005。

2. 狄奥提玛与阿尔西比亚德构成两种“秘仪引导”

在狄奥提玛的演说末尾，《会饮篇》210a 使用了 epoptika（ἐποπτικά）：苏格拉底也许能够接受此前的入秘教导，但能否抵达最终的观看，狄奥提玛仍表示怀疑。随后才出现从一个美的身体、所有美的身体、灵魂与知识之美，逐级上升到“美本身”的道路。拉康因此称她为 initiatrice，即入秘引导者。参见 s8-09-0033—0036。

阿尔西比亚德却以另一种方式占据了引导者的位置：

• 他醉酒而来，带着狄俄尼索斯式的花冠和随从；
• 他凭自己的权威夺取宴会主持权并改变规则；
• 在准备讲述自己与苏格拉底的私密经历之前，他把听众划分为能够听者与应当堵住耳朵的仆役、未入秘者；
• 他宣称自己曾独自看见苏格拉底内部那些神圣、金质而美丽的 agalmata。

第 218b 节的“堵住耳朵”还混合了俄耳甫斯式禁语、酒神狂乱与入秘语言，因此不应把其中每个宗教词都机械地归为厄琉息斯术语。

不过，对熟悉阿尔西比亚德后来经历的读者来说，厄琉息斯秘仪案可以构成最醒目的背景：历史上的他被控在私人住宅中自居秘仪主持者，戏剧中的他又在私人宴会上自行划分入秘者和未入秘者，并公开“揭示”苏格拉底的秘密。两者形成可论证的戏剧反讽，但不能由此断言柏拉图是在逐项影射案件。

3. 私人住宅、未入秘的奴隶与公开告白

两组场景之间还有一处非常具体的呼应。安多西德的控告材料说，一名未入秘的奴隶可以描述私人住宅中发生的秘仪；《会饮篇》中的阿尔西比亚德则在私人住宅里，先命令仆役和未入秘者堵住耳朵，随后当众讲述自己试图同苏格拉底发生亲密关系的经过。

这不能证明柏拉图在逐项复原一场司法案件，却使“谁有资格听见、谁可能复述、私人之事如何进入公共审判”成为整个场景的暗线。拉康后来把听众的复数性称为“大他者的法庭”：阿尔西比亚德并非单纯向苏格拉底回忆往事，而是在所有人面前提交一场带有控诉色彩的告白。参见 s8-11-0026—0029 与 s8-12-0049—0054。

4. 从“看见秘密”到“占有秘密”

阿尔西比亚德把苏格拉底比作可以打开的西勒诺斯盒子：外表丑陋，内部却藏着神圣的 agalmata。这同狄奥提玛的最终观看既相似又相反：两者都使用“经过外表而看见内部珍宝”的入秘语言，但狄奥提玛要求爱者在上升中改变自身的位置，阿尔西比亚德却试图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变成可以交换和占有的财物。

他的方案非常直接：用自己的青春美貌换取苏格拉底的智慧。他不是满足于受苏格拉底引导，而是想让苏格拉底显露欲望，以此证明苏格拉底已经被自己掌握。

Edmonds 因此把《会饮篇》中的这段关系，同历史上的秘仪亵渎作了结构上的并读：阿尔西比亚德都在把一个只有在特定关系和实践中才成立的东西，误认成可以凭借外在标志而私下占有的对象。

四、究竟是谁引导、又是谁诱惑谁

这里必须区分两个方向，否则很容易把关系说反。

首先，苏格拉底的言说确实“摄住”了阿尔西比亚德。阿尔西比亚德说，苏格拉底的话像马西亚斯的乐声，使听者被击中、流泪，仿佛陷入酒神或科律班忒斯式的附体状态。就这个意义而言，苏格拉底诱发了他的欲望，也把他带到哲学入秘的门口。参见 s8-11-0020—0025。

但在实际的诱惑行动中，主动者是阿尔西比亚德。他知道苏格拉底一向表现出对自己的爱欲兴趣，却仍执意索取一个欲望的标志。他安排独处、邀请苏格拉底共餐、同他躺在一起，希望以身体换取苏格拉底“所知道的一切”。苏格拉底拒绝了这项交易。

因此，阿尔西比亚德的失败不是“完全没有被哲学吸引”，而是他把哲学吸引转换成了私人占有：他没有沿着欲望改变自己，反而试图让苏格拉底成为装着智慧的容器、服从自己欲望的工具。柏拉图设置的尖锐之处正在这里：苏格拉底的言说能够唤起他，却不能替他完成这次位置转变。

五、拉康如何理解柏拉图安排的这次反转

拉康其实早在第二课就为阿尔西比亚德的入场定下了“丑闻”与“亵渎”的背景。他先提到雅典因赫尔墨斯神像毁坏案召回阿尔西比亚德，继而把围绕阿尔西比亚德及其同伴的实践类比为某种“黑色弥撒”，从中读出对城邦法律、传统与宗教形式的反叛；与此同时，他又反复强调这个人物走到哪里都带着一种异乎寻常的诱惑力。参见 s8-02-0012—0020。

这段铺垫表明，拉康并不把阿尔西比亚德只当作苏格拉底的一位失意情人。他让这个人物同时携带两种力量进入宴会：一面是不断越过既有位置、规则和传统的亵渎性，另一面是使他人被吸引、局势被翻转的诱惑力。需要补充的历史限定是：拉康在口头讲述中把赫尔墨斯神像案与“黑色弥撒”式实践压缩在一起，而古代材料仍要求我们把神像毁坏与私人仿演秘仪区分为两项指控。

1. 拉康并没有把“美之阶梯”当作最后答案

在狄奥提玛的论述里，美原本是凡人借生育趋向不朽的过渡和通道，后来却被改写成朝圣的终点；具体对象则不断被化解为通往“纯粹的美、美本身”的阶梯。拉康把这个滑移称为一种“偷换”，并说它同欲望的转喻功能相遇：欲望穿过一个又一个对象，投向一个无界的远景。参见 s8-09-0028—0039。

但在下一段，拉康立刻说：如果我们留意柏拉图为何让狄奥提玛代替苏格拉底发言，又留意阿尔西比亚德入场后发生了什么，就会发现柏拉图“没有停在这里”。所以，把狄奥提玛的上升直接当作拉康自己的爱的定义，会漏掉整场戏最关键的后半部。参见 s8-09-0040。

2. 狄奥提玛代言：爱只能从“他不知道”的位置被说出

苏格拉底自称懂得爱的事情，却不直接以知识拥有者的身份发表演说，而让狄奥提玛替他说。拉康把这同“正确意见”位于知识与无知之间的结构联系起来：苏格拉底知道，却必须让另一个“并不知道的人”来说。波罗斯也恰恰是在沉睡、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刻同阿波里亚相遇，爱才由此诞生。参见 s8-09-0041—0049。

这里不是简单赞美无知，而是取消“我拥有关于爱的完整知识”这一发言位置。爱同缺失有关，所以爱的真理不能像一件已有财物那样由知道者直接交付。这个结构随后会同阿尔西比亚德的错误形成对照：他偏偏相信，苏格拉底内部藏着一份能够被自己交换出来的知识财宝。

3. 从超越性的爱回到爱在实在中的场景

阿尔西比亚德一入场，喧哗、喊叫、饱嗝和醉态就把众人从“宏大而迷人的幻景”重新带回爱实际发生的世界。拉康说，此前如幽灵般运作的“大他者对小他者的替代”——爱（A）覆盖欲望（a）——现在将获得肉身；而爱不能只有两方，至少必须有三方。参见 s8-09-0070—0077。

这个“第三方”不是随便多出一个人。阿尔西比亚德夹在苏格拉底与阿伽通之间；后来苏格拉底又指出，阿尔西比亚德那篇表面上献给苏格拉底的颂词，其实是说给阿伽通听的。封闭的二人关系由此被拆开，爱显出它受到另一欲望和象征位置中介的三重结构。参见 s8-10-0004—0007。

4. 爱并不趋向和谐，而趋向一个要被独占的对象

狄奥提玛的阶梯似乎让所有爱者朝同一个“美本身”汇聚；阿尔西比亚德的行动却表明，现实中的爱并不要求别人同我一起爱，反而会要求排除竞争者。他想把苏格拉底留给自己。拉康因此在爱的行动核心提出“独特贪欲的对象”：它之所以成为唯一对象，正因为主体不愿让它进入共同流通，甚至不愿展示它。唯一对象，无法被衡量，无法有相似的，无法被分有同时也不分有别的。参见 s8-09-0080—0084。

这就是第九课为什么最终停在 agalma 上。问题不再是“所有具体之美如何通向美本身”，而是：

“为什么偏偏这个人，成为我无法放弃的对象？”阿尔西比亚德的回答是，苏格拉底体内藏着某种珍宝；拉康则把这一形象推进为欲望对象的功能：苏格拉底这个完整的人退成了外壳，真正被瞄准的是主体假定藏在他内部的那个价值点。

5. 亵渎、告白与“大他者坠落为小他者”

第十二课把阿尔西比亚德的行动说得更明确：他试图诱惑苏格拉底，使苏格拉底从一个主体降为服务于自己欲望的工具；他想看到苏格拉底欲望自己的标志，以确认 agalma 已经落在自己掌握之中。这项计划失败了，失败带来的羞耻才使公开告白具有如此沉重的分量。参见 s8-12-0051—0059。

拉康由此把爱的秘密概括为“大他者坠落为小他者”：主体试图把承载超越价值、知识和欲望之谜的大他者，降成一个能够被占有的对象。

参见 s8-12-0060。这同秘仪案的联系便清楚了：两者都不是简单地“说出秘密”，而是企图把一种不能由私人独占的效力，降格成可以凭标志、仪式角色或身体交换而据有的东西。

六、同《理想国》的两重关系：善、政体与僭政

这里确实不应只谈“善”的理念层级。公元前 415 年的案件之所以会迅速由宗教亵渎升级成政治清洗，正因为雅典人担心民主政体被推翻、城邦重新落入寡头集团或僭主手中；而《理想国》的希腊题名 Politeia 本来就有“政体、宪制、城邦政治生活”的含义。参见 Politeia 的题名与政治解释边界。

1. 雅典恐惧的不是抽象的“不敬神”，而是政变

修昔底德说，赫尔墨斯神柱毁坏与私人仿演秘仪被阿尔西比亚德的政敌解释成推翻民主政体的同一项阴谋；调查继续扩大时，雅典人又把它想象成一场寡头或僭主式政变。这里用“僭政”比现代意义的“独裁”更准确：雅典人的直接历史记忆是庇西特拉图家族的僭主统治，以及民主政体可能再次被少数显贵夺走。

这种恐惧后来并非全无现实背景。公元前 411 年，雅典民主政体确实被四百人寡头政权短暂推翻；公元前 404 年战败后，三十人政权又以更血腥的方式统治雅典。阿尔西比亚德本人并不能简单归入一个固定阵营：他先投奔斯巴达，后来以波斯援助为筹码同反民主势力合作，继而又依靠忠于民主政体的萨摩斯舰队返回雅典。因此，他真正令人恐惧之处，未必是某套稳定的“独裁纲领”，而是他的个人魅力、军事声望与政治欲望似乎可以凌驾于任何既定政体之上。

2. 《理想国》第八至九卷：民主如何产生僭主

《理想国》第八卷把政体衰败排列为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和僭政。苏格拉底在那里提出一个著名而危险的判断：民主以自由为最高的善，但当自由被无限推向过度、法律和一切差别都被视为压迫时，民众会扶植一位自称保护他们的领袖；这位“保护者”最终反过来成为僭主。这并不是公元前 415 年案件的逐项历史记录，而是一套关于城邦与灵魂如何同时失去秩序的政治—心理模型。

第九卷又把这个模型明确写成爱欲问题：僭主型人物的灵魂被“僭主爱欲”支配，宴饮、狂欢、挥霍和无法满足的欲望不断要求新的资源；当家庭和私人财产不足以供养它时，它便侵入神庙、法律和城邦。于是，《会饮篇》中的阿尔西比亚德与《理想国》的僭主型人物之间确实出现了一条结构上的联系：两者都把一个不能被私人完全占有的对象，当作必须由自己取得、支配和耗用的东西。

但这条联系必须写成结构性并读，不能写成“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直接以阿尔西比亚德为僭主原型”。《理想国》没有在这些段落点名他，政体从民主滑向僭政的序列也不是对雅典历史的简单编年复述。阿尔西比亚德只是让这套政治心理学获得了格外强烈的历史回声：他的魅力使大众着迷，他的欲望又不断越过宗教、亲密关系与城邦忠诚的界限。

3. 从“最高的善”到主人替城邦安排善

《会饮篇》先把爱的目的规定为永远拥有善，再把“在美中生育”说成凡人趋向不朽的方式；美起初是条件和通道，后来却在阶梯末端成为“美本身”。《理想国》仍然区分“美本身”与“善本身”，并把善放在更高的根据位置。因此，这里不能写成“美就是善”；更准确地说，美在狄奥提玛的论述中逐渐占据了原先由善、不朽和完善所规定的终点。

可是，一旦“善”不只是灵魂上升的终点，还要被落实为城邦制度，问题便发生了变化：**由谁来规定共同的善，又由谁来按照这个善安排教育、婚配、生育和统治？**拉康在第六课正是沿着这条政治线索，把柏拉图称为“一个真正的主人”：他见证城邦被“民主狂飙”带向解体，继而在《理想国》中提出一座由秩序、选育和哲学统治组织起来的共同体城邦。参见 s8-06-0042—0045 与 拉康对柏拉图与萨德的并置。

这样一来，公元前 415 年的政治恐慌与拉康对《理想国》的批评便形成一个双重问题：一方面，城邦确实需要防止个人欲望借大众激情变成僭主权力；另一方面，为了排除这种危险而建立的“善的总体秩序”，也可能让主人替所有人规定欲望、身体和生活的位置。拉康关心的并不是在民主和独裁之间给出一套现成政体方案，而是指出这两端共有的诱惑：把不可消除的欠缺和冲突，当作能够由一个人或一种完整秩序最终解决的问题。

拉康在第十课把狄奥提玛式上升概括为朝向“至善／最高的善”的认同，随即用阿尔西比亚德带来的三重结构取代它。重点不是否认柏拉图关于善或政体的全部讨论，而是表明：无论任由一个魅力人物独占欲望，还是让主人以共同的善彻底安排城邦，都无法解释爱为什么固着在一个不可替代的人身上，也无法消除嫉妒、独占、羞耻、告白和第三方。参见 s8-10-0006—0007。

七、可以怎样概括整条线索

狄奥提玛与阿尔西比亚德不是“哲学理想”与“醉汉现实”的简单对立，而是两种面对欲望之谜的方式：

1. 狄奥提玛的方式：保持距离，经过引导和主体转变，从具体对象逐级上升，最后抵达观看。
2. 阿尔西比亚德的方式：自行占据秘仪主持者的位置，宣称自己看见了苏格拉底内部的珍宝，并试图通过诱惑、交换和公开告白把它据为己有。
3. 拉康的推进：柏拉图并未让第二种方式推翻第一种，而是借阿尔西比亚德暴露第一种方式所遮蔽的问题——爱不是在普遍理念中自然完成的和谐上升，它围绕一个被设定为独一无二的欲望对象运转，而且必然牵涉第三方、象征性的听众与大他者的位置。
4. 政治上的回声：雅典害怕阿尔西比亚德式的个人欲望和大众魅惑最终变成僭主权力；《理想国》则试图用善的知识、教育和制度秩序阻止城邦滑向僭政。拉康进一步追问：当主人宣称自己知道共同的善并据此安排一切时，这个防止僭主的方案会不会又在另一端生产出主人式的总体支配？

因此，阿尔西比亚德与厄琉息斯秘仪的联系，最终指向的不是一则可以附会的历史彩蛋，而是《会饮篇》的戏剧结构本身：谁有资格看见，谁有资格说出，所看见的究竟能否被占有，以及谁有资格以“共同的善”为名安排他人的欲望和城邦秩序。

资料与证据边界

•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6.27—29、6.53—61（古希腊文／英文；区分赫尔墨斯神像毁坏与私人住宅中仿演秘仪的指控，并记述雅典人对寡头、僭主阴谋的恐惧及阿尔西比亚德被召回）
•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八卷 47—48、63、86（英文；阿尔西比亚德以波斯援助为筹码接触寡头派、四百人政权以及萨摩斯舰队的政治转折）
•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arble herm head of a bearded deity”（英文；赫尔墨斯神柱作为边界标志及入口、通道守护物的考古与艺术史背景）
• 安多西德《论秘仪》11、13—26（英文；私人住宅、未入秘奴隶，以及安德罗马库斯、透克鲁斯、吕杜斯等举报和涉案者逃亡、缺席定罪的名单）
• 黛布拉·尼尔（Debra Nails），“Tragedy Off-Stage”（英文；《会饮篇》公元前 416 年主体宴会、公元前 399 年戏剧框架、案件人物表与两重“落幕后悲剧”的解释）
• 普鲁塔克《阿尔西比亚德传》19—39（英文；秘仪控词、审判延期、召回逃亡、缺席判决、返回雅典、护送厄琉息斯游行、再度失势与死亡的后世叙述）
• 色诺芬《希腊史》卷一（古希腊文／英文；阿尔西比亚德重返雅典阵营、战功、返乡及诺提翁战败后的失势）
• 埃利安《历史杂记》卷二（英文；阿伽通与鲍萨尼亚出现在马其顿王阿基劳斯宫廷的后世材料）
• Perseus 人物辞典：Agathon（英文；阿伽通约公元前 407 年赴马其顿及其死亡年代的不确定性）
• 阿里斯托芬《云》与《蛙》（英文；公元前 423 年与 405 年的戏剧语境）
• 柏拉图《会饮篇》215b（古希腊文／英文；西勒诺斯与内部 agalmata）
• 柏拉图《理想国》第八卷 562a 以下与第九卷 573d—576d（古希腊文／英文；民主滑向僭政的模型及受“僭主爱欲”支配的灵魂）
•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Plato’s Ethics and Politics in The Republic”（英文；政体衰败与灵魂衰败的对应，以及把该序列直接等同于真实历史的解释边界）
• Radcliffe G. Edmonds, “Alcibiades the Profane: Images of the Mysteries in Plato’s Symposium”（英文；“私人据有”、秘仪意象与苏格拉底—阿尔西比亚德关系的学术解释）
• Politeia 的题名与政治解释边界（本项目知识卡；《理想国》题名、政体问题与政治解释边界）
• 拉康对柏拉图与萨德的并置（本项目知识卡；主人位置、共同体城邦及欲望管理）
• 厄琉息斯秘仪：epopteia、伊阿科斯与死后希望（本项目知识卡；历史材料、秘仪等级及《会饮篇》关联的证据分层）
• 《会饮》的落幕后悲剧：公元前416年宴会、秘仪案与苏格拉底之死（本项目知识卡；宴会人物、案件名单与后续命运的证据分层）
• Agalma 的希腊语义与对象 a（本项目知识卡；希腊词义与拉康对象 a 之间的界限）

口播稿

一、在阿尔西比亚德入场之前

这次我们继续讲第八研讨班《转移》的第九课。

我们直接引用拉康在这一课开头的第一句话：

“上一次，我们讲到苏格拉底谈论爱时，让狄奥提玛代替自己发言。”

那么，苏格拉底谈论爱，却让狄奥提玛替自己发言。把这件事情讲完之后，马上，那个男人——那个男人，那个被叫作阿尔西比亚德的男人——就要入场了。

他头戴花环，喝得醉醺醺的，仿佛进入了某种神圣状态，显示出一副极具展示性的样貌。拉康在这里用了 chef humain 这个说法。它首先会让人看到一个被花冠装饰起来的“人的头”，同时又带出一种“人间领袖”的回声。

这样一个领袖般的男人，阿尔西比亚德，就要入场了。

那么，就在让他入场之前，我们不得不先做一个情节上的铺垫。这个铺垫，实际上在我这一次重新阅读《会饮篇》、重新阅读研讨班以前，是不曾真正了解的。

以前我读《会饮篇》的时候，只是隐约知道，阿尔西比亚德后来因为一些不敬神的事情被审判，并且离开了雅典城邦。相当于，他后来叛逃了雅典，先后去了斯巴达，包括其他一些地方，最后又回到雅典。我们隐约知道这件事，拉康其实也提到过。

但在这件事中，还牵扯到一个被称为“厄琉息斯秘仪”的事件。这个事件，之前我并不是那么清楚。也正是在我阅读研讨班、查找《会饮篇》和柏拉图的一些资料时，这个秘仪事件反复被提及，并且与这一课研讨班中的内容，有着一些比较深层的联系。

我们可以这么说。

所以，我们得回到这个问题：首先，《会饮篇》这个文本，它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件事与阿尔西比亚德、与苏格拉底、与参加会饮的众人的命运，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这一次，我们先把目光放在这个问题上。只有弄清楚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再回去阅读《会饮篇》。在这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我们再回头看这篇文本，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认识。

二、公元前 416 年的宴会，与公元前 415 年的事件

如果我们把《会饮篇》看作一部戏剧文本，那么，柏拉图把这部戏剧主体宴会的时间放在了公元前 416 年。

而阿尔西比亚德遭到秘仪亵渎指控，是发生在公元前 415 年，也就是一年之后。

这个时间的指向性非常明显。

当人们阅读《会饮篇》的时候，这些后来发生的事情，显然会作为一种背景被带给读者。因此，我们有义务在这里去理解、去了解、去追溯：这件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于宴会中的人物而言，这个事件尚未发生；但对于柏拉图，以及我们这些后来的读者而言，它已经成为了历史，已经成为了一个发生过的事实。

所以，《会饮篇》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回溯性的结构。柏拉图甚至像是怕我们意识不到这种回溯性一样，在文本开头就让人重新询问、重新转述那场很多年前的宴会。

这甚至构成了一种讽刺。

眼前这个醉醺醺、头戴花冠、擅自夺取宴会主动权和主持权的人，在一年之后，将被雅典控告为在私人住宅中擅自扮演秘仪主持者。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必须弄清楚的事情：阿尔西比亚德究竟被指控了什么？

三、阿尔西比亚德究竟被指控了什么

首先，第一个明确的指控，是阿尔西比亚德在私人住宅中仿演并展示厄琉息斯秘仪。在这个仿演秘仪的行为中，他自己扮演最高祭司，并且把参加的同伴称作入秘者或者观秘者，从而冒犯了得墨忒耳与科瑞。

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在自己家里 cosplay 秘仪。

当然，这个说法只是为了帮助我们迅速理解那个场景。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仿演的并不是一出普通的戏。他把本来应当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由特定祭司主持的城邦仪式搬进了私人住宅；他不只扮演仪式动作，还自行占据最高祭司的位置，自行决定谁是入秘者、谁是观秘者。

另外一个同时发生的案件，是赫尔墨斯神柱毁坏案。

这里必须说清楚：赫尔墨斯神柱毁坏案，与私人住宅中的秘仪仿演案，处在同一场宗教和政治恐慌中，但它们不是同一件事。也没有可靠证据证明阿尔西比亚德亲手参与了赫尔墨斯神柱的毁坏。

所以，绝对不能把两件事合成一句“阿尔西比亚德砸毁神像并且泄露秘仪”。

整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公元前 415 年，在西西里远征出发之前，雅典同时陷入两组宗教事件的举报。第一件，就是大批赫尔墨斯神柱在一夜之间遭到毁坏；另外一件，是有人举报一些贵族青年在私人住宅中仿演、嘲弄厄琉息斯秘仪。

这两个案件被联系起来了。虽然它们不是同一组指控，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它们被并置到了一起，最后都把怀疑引向阿尔西比亚德以及他周围的贵族青年圈子。

有外邦人、奴隶以及其他不同身份的人参与告发。整个调查又伴随着豁免、举报和政治恐慌，因此其中确实有许多需要分层判断的地方。但这里也不能因为证人是奴隶、外邦人或者妇女，就直接说他们不可信。证人的身份本身，既不能自动证明证词为真，也不能自动证明证词为假。

那些方形的赫尔墨斯神柱，常常立在私人住宅和神庙的入口，同道路、边界和通行有关。它们遭到大批毁坏，被雅典人看作一种不祥征兆。

随后，重点来了：这件事又被怀疑同政变、同颠覆民主有关。在我看来，这个是最终落脚点。

所以，它的象征冲击不只是“某些雕像被砸坏了”。对道路、入口和边界标志的大规模毁坏，很容易被理解成对城邦秩序的挑战。不过，“攻击城邦的象征秩序”是我们进一步作出的结构性解释，不是修昔底德保存的一句雅典控词。

那么，关于秘仪仿演案的材料有哪些呢？

首先，一个叫皮托尼库斯的人在公民大会上声称，阿尔西比亚德曾经在私人住宅中举行秘仪。他提出，只要给予他所指认的人陈述豁免，一名“未入秘的奴隶”就可以描述当时发生的事情。

这里同样要注意：皮托尼库斯首先提出的是控告和证人方案，不能把他的话直接写成一份已经质证、已经确认的“奴隶证词”。随后，安德罗马库斯才提交了正式告发和涉案名单。

普鲁塔克后来保存的正式控词更加具体。控词指控阿尔西比亚德冒犯得墨忒耳与科瑞：他身穿最高祭司的礼服，在私人住宅中仿演并展示秘仪，自称最高祭司；他又让普利提翁扮演火炬手，让斐伽亚的塞奥多罗斯扮演传令官，并把其他同伴称作入秘者或者观秘者。

这个行为违背了厄琉息斯祭司所制定的礼法，也越过了雅典城邦赋予仪式身份与观看资格的程序。

厄琉息斯秘仪并不是从头到尾都不许外人看。前往厄琉息斯的公共游行，本来就是可以被观看的。真正受到保护的，是仪式的核心，也是未入秘者不能进入的观看位置。

这里所谓的资格，是一个人是否已经入秘，是否取得相应的观看等级，以及是否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和祭司主持下参与仪式。

所以，所谓 epopteia，也就是观秘，并不是一个人自称“我看见了秘密”就能取得的称号，而是秘仪中的最高观看身份。

阿尔西比亚德却被指控在自己的住宅中自居秘仪的主持者，又同时把同伴命名为入秘者和观秘者。他僭越的，正是城邦赋予身份、观看资格和主持权的程序。

并且，他试图把秘仪的形式搬进私人住宅，把祭司身份与观看资格据为己有。这表现出一种非常重要的逻辑：他把公共仪式据为私人占有，把它看作自己的私人财物。

占有祭服、称号、动作和话语，只能让他取得秘仪的外在标志；这些标志所指向的秘仪本身，却不能因此变成他的私人财物。

四、宗教恐慌为什么变成政治危机

这个问题，其实同雅典城邦对阿尔西比亚德的另一层担心有关：他们担心的，不只是他不敬神，还担心他破坏雅典民主。

整个事情发生在西西里远征即将出发的时候。赫尔墨斯神柱遭到损坏，流言又开始传播：是不是有人准备发动政变、推翻雅典民主？

修昔底德记载的是这种政治恐惧。至于“有一批精英青年集团正在试探城邦”，这是我们对案件网络的进一步解释，不能把它说成史料已经确认的政变计划。

阿尔西比亚德生活奢华，政治野心强烈，同时又同一批青年贵族关系密切。他的个人魅力、军事声望和群众影响力都非常突出，因此，他就成了最容易承载这种僭主阴谋恐惧的人物。

这个人的自我展示究竟夸张到什么程度？就在阿伽通庆功宴之后的那个夏天，他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马车竞赛中一口气派出七辆马车参赛，取得第一、第二和第四名。

所以，雅典人面对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放荡青年，而是一个能够把私人财富、竞技荣誉、军事声望和大众迷恋集中在自己身上的人。也正因为如此，宗教指控才会如此迅速地同僭主恐惧连在一起。

阿尔西比亚德要求在远征出发之前立刻受审。他的意思很简单：如果有罪，就处死；如果无罪，就洗清嫌疑再出征。

他的政敌却推动将审判延期。表面的理由，是不能让庞大的远征等待审判；但实际产生的效果，是让阿尔西比亚德带着悬而未决的嫌疑离开雅典，也让他失去了军队和支持者在场时的保护。

这里要区分两件事情：审判延期，不等于已经判定他无罪；允许他继续出征，也不等于控告已经撤销。

案件被推迟到远征以后，阿尔西比亚德仍然以将军身份率领舰队前往西西里。舰队出发以后，雅典继续调查，并派“萨拉米尼亚号”召他回国。

当船行到意大利南部的图里伊时，阿尔西比亚德脱逃了，没有回到雅典受审。随后，他遭到缺席判决，财产被没收，祭司和女祭司奉命公开诅咒他的名字。

他后来先到阿尔戈斯，又投奔斯巴达。从这一刻开始，这个宗教指控不再只是私人名誉问题，而直接改变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走向。

因此，我们绝对不能说：因为阿尔西比亚德得不到苏格拉底的爱，所以在政治野心的作用下开启远征，最后叛逃，导致战争走向发生改变。

更细微的地方在于：阿尔西比亚德的政敌担心他推翻雅典民主，担心他太受民众热爱和推崇，担心他的个人魅力最终转化成僭主权力。他们确实利用了案件的时机和这种恐惧，把阿尔西比亚德推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位置。

但这仍然不等于我们已经证明，所有指控都是政敌从头到尾设计出来的阴谋。

事实上，雅典人民确实非常迷恋阿尔西比亚德。即使他已经背叛过雅典，后来仍然有人热烈迎接他回到雅典。城邦归还了他的财产，撤销了对他的诅咒；他还以武装护卫恢复了经陆路前往厄琉息斯的仪式游行。

这件事非常有意思：一个曾经因为亵渎秘仪被逐的人，回来以后，又通过护送秘仪重新建立自己的宗教和政治声望。

五、宴会散场以后，这些人怎么样了

那么，后面的赴宴者怎么样了呢？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些都是几个老熟人，我们在《会饮篇》中经常听到他们的名字。

阿伽通，没有可靠材料表明他受到两案指控。他大约在公元前 408 到 407 年之间，前往马其顿王阿基劳斯的宫廷。

鲍萨尼亚呢？同样没有材料表明他受到指控。后世材料把他同阿伽通一起放在马其顿宫廷中。但这只能说明，两人后来都被放进了马其顿宫廷的叙述；不能据此断定他们同时出发，更不能把他们说成因为秘仪案一起“跑路”或者流亡。

斐德罗呢？斐德罗的确因为秘仪案受到举报，并且逃亡。至于流亡以后的具体经历，现有材料并不清楚。

厄律克西马科斯呢？按照黛布拉·尼尔对名单的辨认，他被举报参与的是赫尔墨斯神柱案，而不是秘仪仿演案。至于他后面是不是也“跑路”了，我们并不知道。他的结局不详。

他的父亲阿库墨努斯，也被卷入秘仪案并且逃亡。但阿库墨努斯并不是《会饮篇》现场的发言者，不能把父子两个人混成一个人，也不能把所有受到举报的人都说成当晚在场的宴会人物。

阿里斯托芬呢？没有证据表明他受到这两个案件的指控。他继续在雅典创作喜剧，在公元前 405 年还上演了《蛙》。当然，他的《云》塑造过一个公众熟悉的、滑稽的苏格拉底形象；但这不等于他就是后来处死苏格拉底的司法责任人。

苏格拉底呢？苏格拉底就更不用说了。但这里还是把时间说清楚：公元前 415 年，他没有因为这两起案件受到指控；公元前 406 年，他反对违法地集体审判将军；公元前 404 年，他拒绝三十人政权的非法命令；到了公元前 399 年，他才以不敬神和败坏青年等罪名受审并被处死。

阿尔西比亚德则在公元前 404 年被杀。关于谁是幕后主使，古代材料有不同版本，不能把其中任何一个版本写成定论。

整个事情中，奴隶、外邦人和妇女的证言，秘仪、反民主阴谋的想象，以及城邦的政治恐惧，被交织到了一起。

而在这一切发生以前，在公元前 416 年，他们还在宴会上讨论爱、善、知识和无知。他们在整个会饮的状态中，并不知道自己将被推入怎样的历史过程。

这个过程像是一幕悲剧。

这也正是柏拉图为什么可以把《会饮篇》写成一部非常荒诞的喜剧，同时又让它成为一幕悲剧。

我们知道，《会饮篇》结尾还在追问：擅长写悲剧的人，是不是同时也应当擅长写喜剧？《会饮篇》的文本本身，就是这样一种喜剧和悲剧的叠合。

宴会现场当然是一幕喜剧：有人喝醉，有人打嗝，有人插话，有人争风吃醋。但是，当我们把整个事件放回历史之中，它显然又是一幕悲剧。

因为命运已经发生了。读者站在一个后来者的位置上，回头看这些还不知道自己命运的人。

当然，这个判断是一种文学和哲学解释，不是史料已经证明的单线因果。我们不能说宴会导致了后面的悲剧。真正重要的是，后面的悲剧反过来改变了我们阅读这场宴会的方式。

六、柏拉图怎样让《会饮篇》指向这场事件

那么，我们再回到《会饮篇》里面。

柏拉图是怎样让《会饮篇》指向这场事件的？仅仅说宴会发生在公元前 416 年，案件发生在第二年，这种时间上的影射，其实还不够。它不足以构成真正的戏剧张力和冲突。

我们重新看一看，《会饮篇》中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宴会庆祝的是阿伽通在公元前 416 年取得的戏剧竞赛胜利。到了宴会最后一个阶段，阿尔西比亚德闯入了会饮的场所。

他喝醉酒闯入，以一种醉酒、仿佛并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的状态，夺取宴会的主持权，重新规定发言规则，并且公开了自己与苏格拉底不为人知的那层关系。

他把自己与苏格拉底之间的事情，放在宴会这个公共场合，将它公之于众。

而在狄奥提玛演说的结尾，她刚刚使用了一个关于秘仪的术语：epoptika，也就是对最高奥秘的观看。

她问苏格拉底：你也许能够接受此前的入秘教导，但是，你能不能抵达最终的观看，能不能抵达最后的领会，我就不知道了。

随后，才出现那条从一个美的身体、到所有美的身体、再到灵魂与知识之美，最后逐级上升到“美本身”的道路。

拉康因此称狄奥提玛为一位入秘的引导者。这里所谓的秘仪，不是泛泛地说“这个东西非常神秘”，而是具有“引导者、逐级上升、最终观看”的结构。

阿尔西比亚德则用另外一种方式，占据了引导者的位置。

他喝醉酒，带着狄俄尼索斯式的花冠与随从。厄琉息斯秘仪与酒神崇拜之间确实存在复杂关系，有兴趣可以另外去查，这里先不赘述；更重要的是，不能因为现场出现了酒神狂乱和入秘语言，就把阿尔西比亚德说的每一个宗教词都机械地归为厄琉息斯术语。

他凭借自己的权威夺取宴会主持权并改变规则。在准备讲述自己与苏格拉底的私密经历以前，他又把听众划分成能够听的人，以及应当堵住耳朵的仆役和未入秘者。

这同秘仪的性质有很强烈的关系。

他在《会饮篇》中把在座人群分成能听的人和不能听的人，并且宣称，自己独自看见了苏格拉底内部那些神圣而美丽的阿伽尔玛。这里的 agalmata，是 agalma 的复数。

这两组场景——《会饮篇》的场景，与后来控告他私自占有秘仪的场景——有很多呼应。

在安多西德保存的控告材料中，一名未入秘的奴隶，可以描述私人住宅中发生的秘仪；在《会饮篇》中，阿尔西比亚德也是在私人住宅里，先命令仆役和未入秘者堵住耳朵，随后又讲述自己试图同苏格拉底发生亲密关系的经过。

这里还有一个更细的词语线索。《会饮篇》218b 附近把不应当听见这些话的人称作“未入此道者”、“处在仪式门槛之外的人”，柏拉图显然在这里是在有意唤起一年以后那场秘仪丑闻。

所以，谁有资格听见，谁能够复述，私人之事又怎样进入公共审判，就成为了整个场合的一条暗线。

拉康后来会把这里的复数听众称作“大他者的法庭”。阿尔西比亚德并不只是在对苏格拉底讲一段私人回忆，他是在所有人面前，提交一场带有控诉意味的公开告白。

阿尔西比亚德把苏格拉底比作西勒诺斯的盒子，觉得其中藏着神圣的阿伽尔玛，并且他想要将它占为己有。

他想用自己的美貌，换取苏格拉底的智慧。他不满足于苏格拉底的引导，而是想让苏格拉底显露出自己的欲望，以此证明苏格拉底已经被自己掌握、被自己占有。

苏格拉底却拒绝了这场交换。

要看懂这场交换，我们还得把当时雅典男性教育关系中的角色说清楚。按照通行的理想化叙述，年长的爱者追求年轻的被爱者，同时以教育和德性作为这段关系的正当理由；年轻人则以自己的美貌被追求，并期待从年长者那里得到引导。

苏格拉底把这个位置整个倒转了过来。他年纪更长，却成为那个不断被年轻人追求的人；他不是等待别人把珍宝放进自己里面的人，反而被阿尔西比亚德想象成了珍宝的来源。

所以，阿尔西比亚德才会认为：我把自己的美貌给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就应当把他的智慧给我。这里真正的误认，不只是他高估了自己的诱惑力，而是他相信苏格拉底内部藏着一份现成的、可以通过交换转移给自己的德性知识。

所以，阿尔西比亚德并不是完全没有被哲学吸引。恰恰相反，苏格拉底的话确实击中了他。只是，他把哲学的吸引转化成了私人的占有。他想要自己去占有苏格拉底，让苏格拉底成为服从自己欲望的工具。

这同历史上的秘仪亵渎，可以作出同样一种结构性的并读：阿尔西比亚德把一个只在特定关系、时间和实践中才成立的东西，误认成了可以凭借外在标志而私下占有的对象。

《斐德罗》中的“阿多尼斯花园”补充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阿多尼斯节的种子被种在浅薄的容器里，很快发芽，也很快枯萎。

而阿尔西比亚德自己则说：只要一离开苏格拉底，他便重新拜倒在众人的奉迎之下。

七、从阿尔西比亚德回到《理想国》

雅典恐惧的，不只是抽象的不敬神，而是政变。

赫尔墨斯神柱毁坏案与秘仪仿演案，都被阿尔西比亚德的政敌放进了推翻民主政体的阴谋想象之中。雅典人害怕的，是一场寡头或者僭主式的政变。

这种恐惧后来并不是完全没有现实背景。公元前 411 年，雅典民主政体确实被四百人寡头政权短暂推翻；公元前 404 年战败以后，三十人政权又以更加血腥的方式统治雅典。

而在某个阶段，雅典人又想召回阿尔西比亚德。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回忆起《理想国》中的结构。这同《理想国》中所描写的东西，不能说毫不相关；但我们也不能顺嘴就说“只能说一模一样”。更准确地说，它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联系。

《理想国》第八卷把政体的衰败排列为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和僭政。

苏格拉底在那里提出一个著名而危险的论断：民主以自由为最高价值，但是，当自由被无限推向过度，当法律和一切差别都被视作压迫时，民众可能扶植一位自称保护他们的领袖；这位“保护者”，最后又反过来成为僭主。

到了第九卷，这个政治模型又被写成一个爱欲问题。

僭主型人物会被一种僭主爱欲所支配：宴饮、狂欢、挥霍，以及无法满足的欲望，不断要求新的资源。当家庭和私人财产不足以供养这种欲望时，它就会侵入神庙、法律与城邦这些公共空间。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会饮篇》中的阿尔西比亚德，与《理想国》中的僭主型人物，产生了这样一种联系：他们都把一个不能被私人完全占有的东西，当成必须由自己取得、支配和耗用的对象。

但这仍然只能写成一种结构性的并读。不能说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直接以阿尔西比亚德为僭主原型。《理想国》在这些段落里并没有点他的名字。

更准确地说，阿尔西比亚德让《理想国》关于僭主爱欲的模型，获得了非常强烈的历史回声：他拥有吸引大众的个人魅力，他自己的欲望又不断越过宗教、亲密关系和城邦忠诚的边界。

而《理想国》试图用善的知识、教育和制度秩序，防止城邦滑向僭政。拉康还会继续追问：如果一个主人宣称自己知道共同的善，并按照这个善去安排所有人的教育、婚配、身体和欲望，那么，这个防止僭主的方案，会不会又从另一端生产出一种主人式的总体支配？

《理想国》第六卷与《会饮篇》结尾之间的一条互文。第六卷说，闯入哲学领域的门外汉就像一群纵酒狂欢的人，他们相互辱骂、热衷争斗，把哲学的秩序搅乱；真正的哲人则通过观看有序而神圣的事物，使自己也变得有序。

再看《会饮篇》的结尾：阿尔西比亚德闯进来，控诉苏格拉底，又试图挑拨苏格拉底与阿伽通；最后，另一群纵酒狂欢者看见阿伽通的门开着，直接涌入，把宴会原先的次序彻底打乱。

所以，“门打开了”在这里至少出现了两次。阿尔西比亚德相信苏格拉底能够被打开，里面藏着可供自己占有的珍宝；最后，真正被打开的却是阿伽通的家门，涌进来的人破坏了所有秩序。这也是一条解释性的互文，但它把阿尔西比亚德的结构表现得非常具体：他不是沿着哲学的引导改变自己，而是不断试图闯入、打开、占有，并重新规定现场的规则。

八、再回到拉康：独特的贪欲对象与阿伽尔玛

那么，我们再回到拉康的语境里面。

狄奥提玛的论述，是从具体的美逐渐上升到“美本身”。在这个过程中，美原本只是有死者趋向不朽的通道，后来却变成了朝圣的终点；具体的对象则被化解成通往美本身的阶梯。

这里的“不朽”也需要再说清楚一点。狄奥提玛不是说，凡人能够像神一样永远保持同一。凡人的身体、习惯、欲望乃至知识都在不断生成和消失；我们所谓的延续，是用新的东西接替已经离去的东西。生育如此，记忆和学习也是如此：知识会离开，学习则以新的记忆让它看起来仍然被保存着。

因此，爱最初追求的不是暂时碰到一个美的对象，而是希望善与美能够“永远属于我”；“在美中生育”只是有死者趋向这种延续的方式。只有把这一层说清楚，我们才会看到拉康指出的那次偷换有多明显：美原本是生育与不朽之间的条件和通道，后来却自己变成了终点。

拉康把这里称作一种“偷换”。欲望穿过一个又一个对象，朝向一片无边的视野，这同欲望的转喻功能相遇了。

用拉康这一课的说法，在狄奥提玛的超越性话语中，我们已经看见大他者对小他者的替代，也就是爱，大写的 A，对欲望，小写的 a，的替代。

这里的“替代”不是说爱把欲望消灭了，而是说，一个人原本欲望某个具体的小他者，后来却被说成是借这个对象追求“美本身”。具体对象退成了阶梯，欲望则被超越性的爱覆盖。

阿尔西比亚德一入场，这种此前还像幽灵一样运作的替代，就获得了血肉。

他一躺下，恰好夹在苏格拉底与阿伽通之间。爱也由此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二人关系。拉康说，爱需要三方，只有两方并不够。

第三方把嫉妒、竞争和独占都带进了现场。后来苏格拉底还会指出，阿尔西比亚德表面上是在赞美苏格拉底，他真正想说服的人却是阿伽通。

阿尔西比亚德的行动表明，现实中的爱并不要求别人同我一起爱，反而会要求排除竞争者。他想把苏格拉底留给自己。

爱的核心行动中，出现的是一个独特的贪欲对象。

它之所以成为唯一对象，是因为主体不愿意让它进入共同流通，甚至不愿意展示它。这个唯一对象，无法用共同尺度衡量，无法以相似对象替代，也拒绝被共同分有。

这并不是说，这个对象在客观上真的举世无双；而是对主体而言，它被放在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位置。

这个东西，在《会饮篇》中被称作阿伽尔玛。

这就是第九课听到这里时，拉康停下来的地方。他把问题扣在 agalma 这个词上，并把它留给下一课继续展开。

阿尔西比亚德所贪求的，并不只是苏格拉底这个完整的人，而是他相信隐藏在苏格拉底内部的那个价值点、那个珍宝。苏格拉底这个人仿佛成了外壳，阿伽尔玛才是使他成为欲望对象的东西。

所以，阿伽尔玛不是苏格拉底整个人，也不能简单同一件物质性的珍藏品画等号。它指向的是：对象中有一个东西使主体被吸引，但主体又无法把它完全说清，更无法真正占有。

可是阿尔西比亚德怎样经历这个困境呢？他同苏格拉底躺了一整夜，诱惑仍然失败。第二天醒来，他既感到受辱，又无法离开苏格拉底；他自己说，自己想不出足够有效的办法把苏格拉底争取过来，于是陷入了不知所措。

阿尔西比亚德想要逼出苏格拉底欲望自己的标志，把承载知识与欲望之谜的苏格拉底，降成一个能够被自己使用和占有的对象。拉康后来会把这项运动概括成“大他者坠落为小他者”。

所以，阿尔西比亚德与厄琉息斯秘仪之间的联系，不是一则可以随手附会的历史彩蛋。

它最终指向的是《会饮篇》的戏剧结构本身：

谁有资格看见？

谁有资格说出？

一个人所看见的东西，究竟能不能被私人占有？

以及，谁又有资格以“共同的善”为名，安排他人的欲望和城邦的秩序？

狄奥提玛要求的是引导、逐级上升，以及主体位置的改变；阿尔西比亚德却自行占据引导者的位置，宣称自己看见了苏格拉底内部的珍宝，并且试图用诱惑、交换和公开告白，把它据为己有。

拉康借阿尔西比亚德的入场告诉我们：爱不会在“美本身”的普遍理念中自然趋向和谐。它总会重新落回一个具体而不可替代的对象，落回嫉妒、独占、羞耻、告白和第三方。

第九课最终把这个问题扣在一个词上：阿伽尔玛，agalma。

为什么偏偏是这个人？为什么我们会相信，在这个人的内部，藏着某种无法由别人替代的珍宝？

这就是接下来要继续讲的问题。

对应译文段落

• s8-06-0042
• s8-06-0043
• s8-09-0033
• s8-09-0040
• s8-09-0070
• s8-09-0083
• s8-10-0003
• s8-11-0026
• s8-12-0049
• s8-09-0068
• s8-11-0020
• s8-02-0012
• s8-09-0028
• s8-09-0041
• s8-10-0004
• s8-09-0080
• s8-12-0051
• s8-12-0060
• s8-10-0006